1979年2月17日的清晨，中越边境骤然响起炮火。中国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两侧越过国境，发起针对越南北部多个军事据点的自卫反击。这一军事行动，当时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负责指挥西线，而东线的作战则由广州军区掌控。尽管战争的爆发显得突如其来，但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已在暗中酝酿。黎笋提出的“要求中国实控线北移100公里”在民间流传颇广，但现有的历史资料并未证实这一要求为正式外交表态。实际上，越南在统一后迅速与苏联拉近关系，加剧了边境摩擦，并试图调整边界现状。“北移100公里”的说法实际上折射出越南当时的扩张主义立场与边界诉求。
越南为何态度强硬？不仅因中越关系的恶化，还与中南半岛的力量平衡改变密切相关。在越南抵抗法国和美国期间，中国曾援助其武器、物资及军事培训，对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能力提升起了关键作用。然而，随着越南的统一，中越之间的共同利益逐渐分化。尽管1975年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，但长期战争使其经济非常薄弱，河内领导层因此寻求在印度支那区域的主导地位，逐步加强对老挝的控制，并于1978年进军柬埔寨，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。这种扩张意图在中国看来，则是苏联势力向南逼近的威胁。
随着中苏关系恶化，越南与苏联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，获得了显著的政治和军事支持。此时，越南政府相信中国在苏联的压力下不会在南方发起军事行动。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边境问题上的态度。在1978年前后，越南军队频繁侵扰中国边境，造成了多次武装冲突，边民伤亡和流亡问题愈发严重。广西和云南的一些村庄白天要躲避炮火，夜里则要防止越军的渗透。地方部队尽管多次尝试通过谈判避免冲突，但局势并未好转。许多边防官兵意识到，若继续让步，边界将不复存在。
最终，中国决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，以打击越南的军事部署，阻止其对外扩张和边境挑衅。1979年2月17日，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两侧发起进攻，目标锁定高平、老街、同登和谅山等军事要点。虽然解放军的行动并非简单的“17个师同时推进”，参战兵力约为数十万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解放军通过炮兵、装甲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，迅速突破了越军的防线。
特别是在高平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同登作为通往谅山的重要通道，越军依托地形、坑道和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。到2月下旬，解放军先后攻占了同登和高平，并向谅山推进。3月初，谅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。由于距离河内较近，越南方面迅速调集兵力，战局变得异常紧张。3月4日，解放军顺利占领谅山。河内出现了戒严和民众疏散的迹象，外交机构也做好了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。然而，中国并没有继续向河内推进，3月5日，政府决定开始撤军，并于3月16日之前将主要部队分批撤回国内。
这场战争的特点在于“打得重，撤得快”。中国并未宣布吞并越南领土，也没有培植新的政权，完成有限目标后主动撤军，既为军事战略安排，也防范苏联可能的介入。当时，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军事压力极大，东北、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战备等级均提高，越南战场并非孤立。
撤军后，边境并未立即恢复安宁。越军重新占据了部分关键阵地并继续加固工事。法卡山、老山和者阴山等地成了后续争夺的重点。1981年5月，法卡山战斗爆发，解放军在收复部分阵地后，越军则组织了多次炮击和反扑。法卡山之战并非短暂冲突，山地环境狭窄，地雷遍布，阵地间距极近，步兵必须依靠爆破、排雷和近战来夺回阵地，许多战士在此牺牲，阵地名称后成为烈士纪念碑上的共同铭记。
此后的边境战斗持续多年，1984年老山和者阴山的作战，牵扯了大量云南边防部队和民兵。越军依托山地进行炮击，中国则通过炮兵反击和阵地防守应对。直到1989年，中国部队才逐步结束在越南及边境的作战。1980年代末，国际形势和中越关系发生了转折，1991年11月，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，经过长期对峙局势得以缓和。那句“开打”并非一时的冲动，而是在多年的边境冲突、地区竞争以及大国博弈的复杂背景下的军事决策。战争的结果，除了地图上阵地的变迁，更有许多在战火中未能回到家乡的边防官兵。